执著教育的父辈影响他

　　祖父傅茂林上世纪30年代去世的时候傅扶风还没有出生，对祖父的印象来自父亲傅晓村的口述。祖父曾在缅甸仰光光华中学任校长，一生执著教育，在当地华人圈子里德高望重，而祖父对教育的热情无疑影响了父亲傅晓村。

　　父亲少年时家道中落，没钱上大学的父亲19岁那年去了一所小学任校长，两年后积攒了些钱后，父亲选择去上海上大学。毕业后他就返回厦门任教。1948年，国民党加强对教育的控制，规定市属校长都要加入国民党，因为拒绝加入，父亲愤而辞职，离开了心爱的教育岗位。

　　离开学校后父亲租了两个店面开起了布店，一介书生不谙经商之道，很快就血本无归，家庭生活也陷入困境。解放后，厦门教育界资深人士孙肇颖先生找到父亲，邀请他做助手，创办厦门六中，此后父亲一直在六中任教。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极大冲击，抄家、挨斗，一生委屈、受挫不断，凄风苦雨，但父亲爱祖国、爱教育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从19岁到63岁，其间有30多年都从事教育工作。

　　在傅扶风的印象中，家里兄弟姐妹7人，加上祖母，10口人吃饭，生活并不富裕，但即使再穷，家里都会保证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卖首饰、借钱都会让孩子上学。父亲对他们兄弟姐妹要求很严格，对培养孩子花了很多心血。

　　傅扶风牢记父亲的教导：教育工作是崇高而神圣的，工人生产“废品”，可以返工或报废，教师不能误人子弟，因为，教育的失误影响的是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可弥补的。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家里兄弟姐妹7人，包括傅扶风在内的大姐、三姐、哥哥、妹妹5人与教师职业结缘。

　　做老师是一种良心活儿

　　1980年元月，大学毕业后的傅扶风到大同中学报到，一呆就是29年。“除了教书，我什么都不会”。他从没想过下海、经商，这似乎是一种宿命。

　　傅扶风从不责骂学生，更不用说体罚。“课堂上是老师，课堂外是朋友。昨天中午，几个上大学的学生还跑到家里来蹭饭。”说这话时，傅扶风一脸笑意。学生聚会也总忘不了他。一个毕业25年的学生快40岁了，叫孙志毅，每到傅扶风生日都会来祝寿。有一段时间，傅扶风胃做手术，为帮助老师术后恢复体力，孙志毅每天清晨五点多就来陪他爬山锻炼……师生感情非常融洽和真挚。

　　平时，总有学生要求他推荐阅读书目，教了21年的初三毕业班，有学生上了高中还把自己的作文寄来让傅扶风批改。有学生上大学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说是要“继承傅老师的‘衣钵’”。而今年双十中学高考满分作文得主邢雅洁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就是傅扶风。

　　在傅扶风看来，做老师是良心活儿，学生、家长的口碑比任何奖杯都重要。一个好老师的魅力源自知识的底蕴、教学的艺术、有风度的举止谈吐。一个富有爱心、尊重学生人格的老师自然会受到学生的喜爱和信赖。

　　尽管傅扶风带的学生里获过各级赛事奖项的人数不少，但他仍然认为“教育不应带有太明显的功利性，培养学生的德才、情趣、兴趣很重要；一个语文老师教给学生的不是只会背课文、应付考卷，要懂得欣赏，拿起笔来会写东西”。

　　退休前夕，除了学校老师，毕业多年的学生还为他设“退休宴”。这个暑假，除了听音乐、看书、下棋、锻炼，很多学生跑到家里来看望他。水乳交融的师生情谊常让傅扶风感念。

　　享受桃李满天下的乐趣

　　傅扶风的女儿、现在厦门电子职业中专学校的傅然坦言，爸爸对她的影响很大。如果说曾在厦门九中和十一中任职的妈妈蔡启乐内敛而温柔的话，爸爸则是刚强的化身。傅然眼里的爸爸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小时候，尽管物质贫乏，但傅然的精神上却很富足，因为爸爸的肚子里装着讲不完的故事。三国、水浒……这让长大后的傅然很受益。

　　所有的长辈都知书达礼，文学、音乐、书法……耳濡目染，傅然说家族的影响潜移默化。除了父亲这一家族，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姨丈都是教授，这种影响涉及学习、择业、择偶等多方面。

　　1999年大学毕业那年，尽管有港务、工商、教育三种职业的选择，傅然最终还是选择了教育，成了这个家族里的第四代教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家族影响的力量。”现在，她觉得当初的选择“很适合自己”。

　　每年春节，家里会接到很多问候“傅老师”的电话，于是，每个接电话的人都会反问“你找哪个傅老师？”傅然笑言家里一窝“臭老九”，一堆“傅老师”。家族中有十几人从事过教师这一职业，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阶段，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因此，桃李满天下，也成了他们一家人最大的乐趣。

　　2005年，作为民立小学副校长的汪燕琼老师被派驻到 街道办做教育专干。从1979年至今，汪老师从事教师职业已近30年。从汪老师的外祖父到女儿张瑞雪，一家四代共有七人从教。

　　外祖父海外募集经费办学

　　汪燕琼老师不知道外祖父的模样、不记得外祖父的名字，因为在她出生之前，老人家已经作古。关于外祖父的一切，汪老师都是从外祖母那里听到的，这之后，她才终于明白为何母亲、姨母以及两个表哥都选择教师这个职业。

　　原来汪老师的外祖父一生都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在解放前那动荡的年代，大田县桃源的一间“教堂”里传出了朗朗读书声。为了让山村的贫困子弟习得更多知识、为了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外祖父不辞辛苦、冒着枪林弹雨到海外募集经费。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有爱心，为了教育愿意付出一切的人。

　　母亲做山里人的好朋友

　　汪老师的母亲孙清勉十六七岁从永安师范学校（前身福建省立师范）毕业后就开始了终身教学生涯。

　　1958年孙老师去了农村教书，这一呆就是20年，到1979年回城时，汪老师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那个时候的母亲总是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相聚没多久，她就开始满大街地帮人买东西，有时买不到还想方设法找人帮忙。”虽然年纪小，但那时汪老师明白，母亲是在帮山里的乡亲购买物资。

　　母亲常常帮不识字的村民写信、写打官司用的材料，成了山里人的好朋友。“母亲年轻时视力就不好，现在更差。”说起年迈的母亲，汪老师的眼里闪起了泪花。原来，在艰苦的年代里，煤油灯是最寻常的照明工具，孙老师的眼睛就是被灯给熏坏的。“由于视力差，加上心里害怕，母亲每次都是爬着过索桥。”正因为这，每到开学母亲去县城领教材，生产队都会派人到车停的地方去接老师并帮忙挑行李和书本。

　　等到有机会去山村看望母亲，汪老师才明白母亲是何等受人尊敬，连自己都受到了当时的最高礼遇：“全村每户人家都会出来迎接，他们在学校站成一排，每家都拿出了当时很珍贵的冰糖水、红糖水。离开时，大家又自发来相送。”

　　汪燕琼给孩子超常的信任

　　今年53岁的汪燕琼老师，毕业于三明师范学校，1979年开始参加工作。在这近30年的教学生涯里，汪老师已经记不得自己教过多少学生。

　　由于外祖父的影响，从小她就听别人叫外祖母为“先生娘”，加上母亲在乡下教书时自己受到的礼遇，“感觉到教师很受人敬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这个家族又多了一名人民教师。

　　多年前，在汪老师的课堂上，孩子们正仔细地听着老师的话语：“如果谁能自觉地更正错误，就不必留下来。能做到的就举手，老师准许你回家。”汪老师的教学方法显得很独特，她给予孩子“超常”的信任。

　　汪老师的得意门生中有一个现在在北京农业大学念研究生。原来，这个学生小学时有个学习习惯———字挤在一起，两行的字，他“能”写在一行里。担心孩子时间长了改不了这个坏习惯，汪老师想出了这个点子：“你学的知识能毕业，可是写的字肯定不能毕业。”之后，她又要求孩子每天写一页字，先自己批改，然后给她检查。就这样，一年后，这孩子写出一手好字来。

　　女儿重新选择仍做老师

　　汪老师的女儿张瑞雪出生于1980年，2004年从漳州师院毕业，在湖明小学任教至今。这名年轻的教师继承了前几辈人身上的那种特质：谦虚、认真。当年工作时张老师毅然放弃了作为垄断行业的电信公司的工作而选择了教育。

　　“母亲非常敬业。”这是张老师从小对汪老师的印象，“她把更多的时间给了学生，我读书时基本上都是在食堂吃的饭。”即便如此，张老师没有任何抱怨，因为从小她就明白“当老师很辛苦，老师就是母亲这个样子”。但直到自己真正做了老师，她才知道辛苦超出原来的想象。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会改行吗？”对此，张老师的回答很坚定：“我依然会选择老师。因为跟孩子接触多了，心灵会变得清澈。”

　　说到当老师的最大收获，教计算机的张老师说：“有一群好同事 （朋友），还有一群好学生。当收到毕业的学生发来的贺卡时，所有的辛苦都会抛之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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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扶风老师家族成员从教档案

　　第一代：傅茂林（傅扶风的祖父），缅甸仰光光华中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上世纪30年代去世；

　　第二代：傅晓村（傅扶风的父亲），解放前历任厦门蒙泉小学、同文小学等学校校长，解放后协助孙肇颖先生创办厦门六中，以后一直在六中任教，1971年在职病故；

　　第三代：傅扶风，厦门大同中学高级教师，多年语文教研组长，任教29年，两个月前退休；

　　第四代：傅然（傅扶风的女儿），在厦门电子职业中专学校工作。

　　大姐：傅似虹，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已退休。

　　大姐夫：张中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已退休。

　　大姐之子：傅钢，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学院任教，曾多次应邀回国讲学。

　　兄：傅搏南，原集美师专教师，后移居香港，在香港福建中学任教至退休。其女傅昀现在香港福建中学任教。

　　三姐：傅似非，浙江大学物理系办公室任职，已退休。

　　三姐夫：黄约法，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已退休。

　　四姐之女：黄捷，厦门科技中学高级教师。

　　妹妹：傅似逸，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付院长、教授，现派往英国加迪孔子学院任院长。

　　岳父：蔡昭修，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1982年去世。其子蔡启明、媳陈家立曾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其长女蔡静，福建师大附小高级教师，已退休。长婿林立，福建师大物理系教辅人员，已退休。

　　岳父之姐：蔡昭宜，福建师大教育系教授，儿童心理学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