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虹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起初，她住在上海的一位亲戚家里。亲戚待她很好，还专门让出一间小屋给她住，可她总觉得不自在。下了班，如果想和同事出去吃晚饭或是上酒吧坐坐，她就得打电话向亲戚请假，而且时刻得关注时间，不能回去得太晚。因为亲戚的年纪都大了，习惯早睡早起，回去得晚就会惊醒他们。“他们对我确实挺好。可是，我就是觉得心情有些压抑，凡事都得小心翼翼。”     诗虹盘算着自己租房子住，又害怕直接说出来亲戚不高兴，就想着各种办法。最后，她还是撒谎说公司分了宿舍，离开了亲戚家，搬进了与另一个女孩子合租的屋子。论条件，那屋无法与亲戚的家相比：离城远，周围的辅助设施也不完备。但是诗虹觉得很自由，因为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约一堆朋友来闹到三更半夜都没关系。     但是，住久了，矛盾就来了，最后还与合租的那个女孩弄得很不愉快。导致合租生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自己放在客厅里的饮料两天就空了；搁在公用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被人家吃掉了；那女孩让自己忍受了一夜喧闹后，还扔下一个满地狼藉的现场……诗虹觉得这样的合租渐渐变成一种煎熬。     最终，诗虹结束了那里的合租生活。她并没有因噎废食。在她看来，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太孤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为此，她调整了挑选合租伙伴的原则：不找同性。她觉得，女孩子之间容易斤斤计较，让人感觉太累，男孩的活力和女孩的细致，如果较好地互补，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几经周折后，诗虹和男同事沈伟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在同一公司上班，一个搞平面文案，一个搞美工设计，彼此的工作需要经常沟通。而公司时兴“ＳＯＨＯ”（家庭办公）族的上班方式，一周只需上公司一次。尽管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商量公务，总是感到不太方便。于是，他们想到了合租，觉得那样既方便工作，又解决了住房问题。     合租后，各人的卧室依旧是私人空间。平时，各自在自己的房里做事；需要沟通时，就到客厅聊天，或一起看电视。合租的各项开销原则上实行ＡＡ制，但沈伟对此不会太计较，作为男人和同事的他，常常抢先“买单”。有时空闲中也会共享生活的情趣，如沈伟烧一桌好菜，邀请诗虹分享；而诗虹也经常买些鲜花、小饰品装扮客厅。     生活十分快乐，工作效率也提高不少。合租生活的彼此默契，延伸了他们的情感。沈伟十分希望真的有一天，他们之间能发生一点故事。那么，合租的公寓就会成了他们的“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