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亲历风云
“修个厕所都要打报告，怎么发展生产？”

    “1984年，改革开放已在全国颇具声势。我们都憋着一股劲，想把企业办得红火起来，可当时有太多条条框框捆住企业的手脚，大家都渴望改革、松绑。”今年73岁的董福森回忆说，作为省里第一批有大学文凭的厂长，他已经在福州机床厂当了2年厂长。也就是在那年，国家举行了全国厂长经理第一次统考。培训期间，来自福建各地的国企领导一起交流，大伙决定要成立一个关于国企领导人的研究会。

    “3月23日，我们55名厂长、经理就在福州二化的招待所里举行了‘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当时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文麟等省经委领导也参加了会议。”董福森记得很清楚，原本举办会议的目的是让各企业负责人交流经验，但没想到，交流会开着开着却成了“诉苦会”。

    据几名当事人回忆，“诉苦会”的起因是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的发言。他说，在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下，自己作为总经理拥有自主经营权，能按照市场需要生产销售，从而产生可观效益。“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太死，企业没有自主权，想干动不得……”“想给工人修个厕所都要打报告，怎么发展生产？”听着他的介绍，厂长、经理们纷纷说出心中的困惑，那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取得成果，可国企仍在实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物质统一供应、价格统一规定、人事统一安排、工资统一定级、财政统收统支等等，都像绳索捆绑得企业无法动弹。

    “听着同行们发言，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也遇到同样的苦恼，企业只管生产，连工人的加班费都需要打报告申请，大家没有积极性。”董福森说，大家越说越热烈，都希望能形成文字材料向主管部门反映。

“给企业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许多”

    在会议上，黄文麟等人将厂长、经理们的意见加以集中，起草了一封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并写着：“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地，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我们最大的烦恼。”“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55名与会者全都郑重地在呼吁信上签了名。”董福森说，呼吁信随后就被送往省委，大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结果。“当晚，时任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就亲笔作出批示。第二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呼吁信。”董福森说，大家看到报纸都高兴坏了。

    董福森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松绑”信竟然迅速引发了改革浪潮。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就决定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等三方面，给企业“松绑放权”，其他的主管部门也纷纷下文，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松绑放权”一时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政府最后给企业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许多。”董福森告诉记者，有了“松绑放权”措施，厂里第一次给工人发了奖金，“还让老员工去武夷山带薪休假，多干多得，大家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厂子也蒸蒸日上”。

福建国企改革成就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这封‘松绑’信吹响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标志着企业家的产权意识开始活跃，于是这一天在1990年之前就被定为‘中国厂长经理日’，纪念福建企业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中国经济学者、从事多年中国企业研究的吴晓波介绍说。

    对于这段往事，吴晓波评价说，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就经营者的自主权提出公开的呼吁，对全国的企业改革起到了强力催化的效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议题，呼吁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这一呼声很快成为一种共识。”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后又作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直到两年后，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最终确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我省几名经济专家表示，在这种改革精神的激励下，福建国企改革取得一个个成果。1987年6月，全省国营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全面展开。到1987年底，全省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已有1250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94年，300家国有工业、商业企业作为全省转机建制试点企业落实企业自主权，完成清产核资，逐步推行公司制。至1997年，福建已有规范化有限责任公司2200多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96家。2004年5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福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今年，福建更提出要组织实施国有企业大公司大集团战略。

    对于福建国企改革取得的成就，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去年8月对省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进行专题调研时，曾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来形容。他说，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省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转机建制、扭亏增盈、改制重组、主辅分离等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企业发展的活力和改革的动力在不断增强。

    卢展工说，省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发展大有希望，前景良好，突出表现在思路已经比较明晰、体制正在创新、队伍比较成熟，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年改革发展中铸就了锲而不舍、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今后取得更大发展和作出更大贡献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30年·民生记忆

1978年婚宴超过3桌要收“筵席税”

Ｎ本报记者 张伟

    讲述人：李祖松（原福州二化厂职工）

    我是1978年结婚的，那年刚好30周岁。爱人是在插队时认识的，两家都挺满意，就把婚期定在了春节。那时，还是提倡过个革命化的新年，不过结婚这种大事，父母还是很在意的，该操办的还得操办。

老百姓嘛，就图个热闹，最大的事也就是那一场喜宴。现在去酒店订几桌就行了，那会儿哪有饭馆啊，都是在自家院子里办的。从元旦开始，家里就忙活开了。那年头，买啥都得票，粮票肉票鱼票，都是定量的。一个成年人，每月只许买0.5公斤猪肉，要想办酒席，难啊！

    所以，当时家里摆喜酒，都是全家总动员，七大姑八大姨都把自家的票凑在一起，然后派人去排队，再用板车拉到家里。我表哥是公家食堂的炊事员，有点门路，就托人从连江买黄花鱼和鲳鱼，这才算把菜给凑齐。

    婚期越来越近，又出了意外。我家住在福州南门兜。有天回家，发现院子外贴了个通告，还盖着章，大致意思是，为了破除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思想，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结婚摆酒席最多3桌，超过的要收“筵席税”。

    通告贴得到处都是，连电线杆上都有。我心里咯噔一下，怕婚宴要黄。回家一问，放心了。为啥？我们家托关系、走后门，买回来的肉啊鱼啊，也就够办3桌的，根本没能力超标！实际上，这个规定后来也没能执行，那时物资太紧缺了，如果真有人想办得好一点，大伙都为他高兴，不会去“落井下石”。我的婚宴办得还行，鱼丸、黄花鱼、荔枝肉等，还看得过去。当时，我每月赚31元钱，黄花鱼一斤才五六毛，经济负担不是很重。

    这30年变化真的很大，记得我插队时去公社办事，还得扛着米袋去，不然没地方吃饭，因为食堂里不收钱。上世纪80年代后，市场放开了，城里人可以买到鱼、肉和水果，不要再数着粮票过日子。什么叫解放生产力？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智慧，只要不把他们框死，大伙各有各赚钱的办法，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

30年·影像

一九八八年，福州首次开办面对市民的验证金银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