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属于个案，因为我到日照买房是医生让我去的。我得活着，北京已经不适合我活着了。”谈及为何选择在日照“教授花园”置业并居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教授（《百年孤独》翻译者）赵德明这样说。

  由于身体及年龄原因，赵德明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挑剔。“过敏性鼻炎、血压高、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岁数大，因为这些原因，大夫劝我换一个环境，说我要是想健康的活下去，就要找空气好、环境安静、适宜居住的地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赵德明选择了日照这个滨海城市，并在退休后举家搬到日照，继续着自己的中西文学译介工作。

  如果说赵德明教授置业日照仅是由于个人原因、“属于个案”的话，那么6年以来，300多名北大教授陆续选择在日照教授花园置业居住，是否仍属“个案”？而这一现象也最终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一场关于异地置业新趋势的行业研讨最终聚焦在日照教授花园：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北大教授？

  活着：人文主义者的现实命题

  相比于住宅的室内空间以及室外的社区环境来说，一个城市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显然超出了任何人为努力的范畴。对于赵德明来说，正是这一点促使他搬离北京，迁居日照。

  赵德明当时住在北大，据他回忆，那里周围的马路噪音很大，尘土飞扬，后来还听说那个地方水质出现了问题。而他的过敏性鼻炎比较严重，在这样的环境下，甚至到了只能坐着睡觉的地步，因为躺下就可能引起窒息。“所以对我来讲，北京不适合我生存。”

  退休之前，因为工作关系，赵德明的居所不可能离北大太远。而退休之后，他又没有必要住在北京。在医生的建议和一位同事的介绍下，2000年他在日照教授花园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本来只是利用假期去度假休养，但是这一住，反而让他觉得“日照才是我的家”。“这个房子在海边，位置比较理想，买的时候价钱也便宜。最重要的是空气好，没什么污染。环境也很好，前边是海，背后是山。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长沙滩、西班牙的太阳海岸、夏威夷的沙滩相比，日照的沙滩同样是让人着迷的。”此外，赵德明感受最深的是当地的民风，“我们有时候也跟当地村民接触，他们人很热情、朴实，这让我感觉住在这里很踏实。”

  居住舒适的另一原因在于社区物业管理的到位。赵德明甚至戏言到日照后才感到“落实了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尊师重道体现在细微处：“我老伴儿从集市上买回东西，保安一看见老远就迎过去，一大包东西抱过来送到我们四楼上。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自己往楼上搬过东西，北京的物业没有这样的。”

  对此，该项目开发商日照山海天城建集团董事长相丰表示：“对北大的老师们，我们首先是认真对待。就像我们项目起步的时候基础比较薄弱，但是我们用心去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特别注意自己的信誉，把客户当作客人，尽地主之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出发点的指引下，教授花园项目目前已经持续开发到三期，低密度、高舒适度的海景公寓和别墅产品成为开发重点，而销售价格也由最初的每平方米1200元，上涨到每平方米3800元左右。

  房价的上涨对于赵德明来说，也许并无太大意义。但是在社区物业管理的贴身服务下，他却收获了更加宝贵的意外的惊喜。“我发现住在这里，时间多了，应酬少了，安静有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几乎一年可以翻译出一本到两本书，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惊喜。我现在从事西班牙、葡萄牙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但是这一学科现在后继乏人。所以我尽管退休了，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完成这些工作，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我得活着。”像很多人文学者一样，赵德明感受到了“生也有涯”的紧迫感。而疾病和老去，不但是他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现实问题。诗人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可以理解成人类“诗意栖居”的梦想，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未尝不是人类生存的底线。

  活得更好：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

  “如果说赵教授到日照购房是为了活着，那坦率地讲我是为了活得更好。”同样在日照置业的北大经济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雎国余则这样表示，“同时，也是为了工作得更好。一个不同于北京、或者在某些方面好于北京的工作环境，对我来讲有很大吸引力。”

  对于置业日照这一异地置业行为，雎国余自己总结了几条“经济学上的”原则。第一是有需要，比如消费需要、工作需要、投资需要等，“这是首位的”；第二是有支付能力，因为如果没有货币支付能力，需要就只能停留在想象中；第三是对未来预期收入有没有信心，如果对未来的预期收入没有信心，或是在实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置业，就会背上包袱；第四是机会成本最低，比如选择去日照买房，或许要放弃其他的选择目标，比较各自成本，这样的选择是否值得，这样的机会成本是否最低；第五是最小遗憾心理，“你买了房子遗憾心理越小，就说明你的选择越正确。

  “这不但是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考虑，同时也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考虑。”雎国余坦言，当时正是从这几个角度考虑，他选择在日照置业，“首先我有这个需要，日照具有北京不具有的一些特殊优势，比如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场所。其次房子便宜，1999年我入住教授花园，房价每平方米1200元，对于我们这些有稳定收入的教授来讲，应该说没有问题。我也具备在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的能力，同时因为机会成本很低，所以不怕任何风险。最后，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最小遗憾问题，而是感觉非常庆幸。”

  雎国余的庆幸既在于房价的稳定上涨，更在于实际的居住确实让他感到了物有所值。“这里民风纯朴，农作物产品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也非常便宜。包括整个教授花园的物业管理也是这样，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也很有效率，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温暖。在我们的市场很浮躁的情况下，多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亲情和交流，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据雎国余介绍，他目前仍在北大担任科研工作，只有假期到日照小住，但是却把父母安置在日照常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作为子女对父母孝心的一个体现，必须这样做”。

  无论是为了活着还是为了活得更好，越来越多的北大教授，甚至越来越多的其他学校的教授，开始选择在日照购房置业。消费人群趋同，消费需求趋同，消费目标也趋同，这成为异地置业的新现象。而由投资向自住转变，则成为这一现象的显著特点。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殊现象，还是预示着一种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个人消费的偏好而异。房子毕竟是特殊商品，它既是居住空间，也能作为工作场所，同时还是投资品。它会发生两次、三次甚至多次交易。所以住房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雎国余的这番话，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