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女青年不是推高房价的动力，而是高房价的受害者。如果对照宏观调控的大背景，开发商急着寻找替罪羊的心情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替罪羊掩盖不了真相。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官员，都应该正视和反省自己在房价疯涨中的责任……

　　在一个几乎开始对高房价“病急乱投医”的年代，非但政府频频开出“大药方”，各类“民间偏方”也纷纷登场，“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论尤其引人瞩目。某知名地产商认为，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住房需求，跟“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分不开。随便问周围的未婚女青年，很多人结婚的要求就是首先要有房，至少要交得起首付，这是普遍现象。他认为，如果政府强制规定35岁才能买房，将降低对住房的需求，从而降低房价。

　　有趣的是，这位地产商的“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论，得到了另外几位著名地产商的支持和响应，他们或补充或进一步阐述“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背后的“深层含义”。由此，在房地产发展历史上，房价第一次与未婚女青年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那么，“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的观点无疑将成为房地产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然而，与“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论在地产界得到的响应相反，这一观点在民间受到尖锐的奚落和嘲讽。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我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到1977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指一定时期各年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比1970年时下降了近半，1980年，我国又推行了“一胎”政策。现在的未婚女青年，基本上都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从数量上来看，我国的未婚女青年不是在大幅增加，而是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分水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并且，这个下降趋势还在持续下去。显然，即使仅从人口变化的角度来看，把房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归结到未婚女青年身上也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未婚女青年不是推高房价的动力，而是高房价的受害者。因为，正是由于房价过高，使得一些女青年在婚后仍不得不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家庭住房紧张的则要么一再推迟婚期，要么以租房形式来过渡。“手无寸铁”、实力薄弱的未婚女青年还没有来得及把账算到开发商头上，开发商倒是先下手为强，先拿她们当替罪羊，干涉起了她们的婚姻大事。

　　如果对照宏观调控的大背景，开发商急着寻找替罪羊的心情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鉴于房价持续上涨对民生的伤害和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隐患，中央近期严查土地违法（包括肆意囤积土地推高房价的行为）、提高第二套房的贷款利率和首付标准、更严格地要求确保90平方米以下住房的供应，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执行力度，这一系列举措给开发商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开发商存在着推卸责任的本能冲动，寻找一个虚幻的替罪羊当然是再好不过的捷径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替罪羊就是个体将自己不能容忍的冲动、欲望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以免除自责的痛苦。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依曼对于替罪羊心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大意是：由于忽视和回避了心中的“阴影”，回避了人人具有问题和缺陷的事实，人们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和缺陷，就会在寻找替罪羊心理的驱使下牵强附会地把某些与真相毫无关系的人假定为是导致问题和缺陷的根源。

　　现在房价为什么高？这个问题已经是尽人皆知，简言之，就是政府和开发商从房地产市场获取的利润太丰厚了。政府获取的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各种税费与开发商的暴利共同推高了房价。不久前，一位开发商私下坦承：“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这句话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强烈反响，它成为高房价、高暴利的最佳注脚。当然，任何开发商都不会愿意在调控政策收紧的情况下检讨自己的责任，也不愿意把责任归结到与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政府头上，只好四处寻找替罪羊。

　　在“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的观点亮相之前，还有人将房价高推到高考扩招身上。其理论是这样的：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创历史新高。超1000万中国高考考生，基本是19岁左右的青少年，不管这些学生能不能全部考上大学，他们都将在未来的1-4年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而6-10年后，这些人都将进入婚嫁年龄，而且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今后都将集中在中国的城市中，从而支撑着中国房市的需求。其结论是：未来十年之内房价都要涨。

　　与“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的观点一样，此论刚一露面即遭到人们的批驳，有研究者以大量翔实的数据论证了高考扩招推高房价说法的荒唐。其实，即使没有专家的批驳，民众的感受也能证明这一观点的荒谬。因为我国高等教育高昂的成本实际上是削弱了人们的购买力，相应的，也部分分流了房价上涨的动力。

　　没有什么替罪羊可以掩盖真相。实际上，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官员，都应该正视和反思自己在房价疯涨中的责任，配合中央的调控政策，共同促使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从长远来看，这对开发商自身而言何尝不是一个上佳选择呢？毕竟，细水长流比杀鸡取卵更符合商业伦理和经济规律。